摘要：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置鲁甸厅。之前，鲁甸一直属于朱提、乌蒙辖地，没有独立建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也有许多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为理清这一历史时期，笔者通过查阅书籍和有关史料，进行广泛调研，对这段历史进行探...
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置鲁甸厅。之前，鲁甸一直属于朱提、乌蒙辖地，没有独立建制。在这一漫长的历史时期，有许多鲜为人知的重大事件，也有许多有争议的重大问题。为理清这一历史时期，笔者通过查阅书籍和有关史料，进行广泛调研，对这段历史进行探源，形成本文。旨在抛砖引玉，敬请斧正。
从鲁甸境内马厂、野石新时器时代遗址出土文物考察看，鲁甸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活动。在4000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春秋战国时代，杜宇氏族的兴起，并开始了矿业的开发；汉代对“朱提银”的开采、冶炼，使之成为有较高价值的特有货币，在全国流通，创下古朱提银的辉煌篇章而载入中国金融史册。因鲁甸境内朱提山出善银，而命名为朱提银，又因朱提银，西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置朱提郡、朱提县。这一名称历经880余年。唐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被乌蒙（昭通）、小乌蒙（鲁甸）所取代。乌蒙这一名称历经990余年。清雍正九年（公元1731年），“改土归流”后，乌蒙被昭通取代，小乌蒙被鲁甸取代，置鲁甸厅；民国2年（公元1913年），改厅为县；鲁甸这一名称至今280余年，其间虽小有变化，仍以鲁甸命名。
一、新时器时代已有人类居住
根据境内马厂、野石考古发掘的资料证明，鲁甸在原始社会就有人类活动。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人类的劳动工具先是用天然的石头制成。这种主要使用石制工具的时代，考古学上称为“石器时代”。又根据发现的不同石制工具及有关的活动遗址来划分不同的发展阶段。把只会打制加工石器的阶段叫“旧石器时代”；把掌握磨制加工石器阶段叫“新石器时代”。从马厂、野石出土的文物分析研究看，鲁甸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约4000年前，已有人类居住,并形成村落。
马厂遗址位于鲁甸县城东北部约5公里的茨院乡葫芦口村，面积约10万平方米。1954年，云南省文物工作队到昭通普查时发现。1980年3月，省、地有关部门再次对遗址进行调查并试掘。1982年文物普查时又作进一步调查，经省、地文物部门和有关专家多次考察鉴定，确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大型村落遗址，距今约4000余年。遗址在马厂营头，村子在一小丘陵上，小丘高出地面3～5米，四周地形低洼，形成一片天然的沼泽。文化层主要分布在东、南、西三面，土丘边缘接海子一带，以西面文化层最厚，达1.3米，并分上下两层，上层为褐红色，下层为深灰色，均含红烧土块、木炭屑和陶片。出土物有陶罐、陶瓶、陶碗、陶钵、陶勺、陶片、石锛、石刀、石斧等，属生产工具，石质坚硬，磨光技术和钻孔技术精良。另出土铜斧、铜剑各1件，器形古朴，制作粗放。遗址面积大，内涵丰富，文化层较厚，保存较完好，周围环境优美。
野石山遗址位于文屏镇普芝噜村野石，距县城4公里。长期以来，当地村民在田间地头耕作中常常会从地里挖出陶片、陶罐等物。1982年文物普查时，文物工作者通过考察，初步确认是一处规模较大，文化层较深，内涵丰富，破坏较轻的村落遗址。2002年4月5日至6月5日，经国家文物局批准，由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昭通市文物管理所、鲁甸县文物管理所联合组成考古发掘队对野石山遗址进行了为期两个月的田野阶段的考古发掘工作。发掘区位于遗址标志碑西北部，发掘采用探方方法进行，共布5×5平方米的探方17个，发掘面积425平方米，地层堆积共五层，第一层为耕土层；第二层为扰土层；第三层为灰黑土层，内含大量陶片、陶器和石器等物；第四层为红褐色土；第五层为纯净黄褐色土，再往下便是生土。清理发掘简易陶窑1座，灰坑2个，柱洞20个。出土的文物主要是陶器、石器和铜器，陶器以夹沙黑陶、灰陶为主，有少量泥质黄褐陶、红褐陶及个别灰白陶，器物多为素面，发现的纹饰有绳纹、戳印纹、刻画纹、压印的旋纹和轮制旋纹。可辨器形有罐、壶、杯、碗、盆等。其中以罐的形制为多，陶纺轮出土较多，共有116件。石器主要有斧、石锛、刀、箭、石簇等。这次发掘共出土器物369件，陶片400袋，其中陶器252件，石器100件，铜器13件，骨1件，矿渣1件，树皮制品1件，铁器1件。考古发掘取得两个重大发现：一是在探方地层里发现大量器形相对完整的陶器，这在国内还是在世界考古发掘中也是相当罕见的。二是文物考古工作者普遍认为：野石山遗址为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一遗址至少是新石器时代晚期或青铜器时代。据对出土物的标本分析所做碳-14测定，相对年代为距今4000年左右。遗址分布面积将近5万平方米，文化层厚1.3～1.7米，遗址平面分布形状略呈长方形，遗址西面靠山，东为田地，交通便利，自然地理条件较好。
从已发掘出土的文物看，鲁甸新石器时代晚期已进入到铜、石器并用时代，主要以马厂遗址中出土的铜斧、铜剑为代表，约在商末、西周初期。据范文钟先生考证：昭通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铜、石器并用时代，出土的若干铜器足以证明。青铜器是奴隶主贵族用以显示威严与地位的礼器，也是他们使用于战争的武器和生活、饮食器具。根据文献记载及出土的铜制文物，早在战国、秦汉时代，“朱提”、“堂狼”（云南高原及滇东北）即今鲁甸、巧家、东川等地为重要的银、铜产地。
二、春秋战国时代杜宇氏族的兴起
关于杜宇氏族的说法有多种，一些问题尚有争议。但从有关史籍和考古中确定，杜宇就是朱提人。又据有关专家考察证实，与鲁甸现有的地名应证，杜宇氏族最早就居住在今鲁甸野石一带，并与彝族的共祖笃慕是同一人。
首先，从有关古籍书中看：据西汉杨雄《蜀王本纪》载：“后有一男子，名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自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曰望帝。”《本蜀论》说：“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梁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 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载: “后有王曰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郫邑,或治瞿上。七国称王,杜宇称帝,号曰望帝,更名蒲卑。”《四川通史》（1993年版）将《蜀王本纪》的“从天堕”解为“蜀国以外”，并以“止朱提”释为“来源于朱提”，肯定杜宇就是朱提人。刘少匆先生在《三星堆文化探秘》中说：“古人对天上山上，有同义之意。神仙们生活在天上，实则生活在山上。……所以，从天堕，当作从山上下解。”“梁利自江源出”当从朱提江源（今龙树河）人解，应是朱提人。从古籍中寻其迹，得出结论，杜宇与梁利皆为朱提人，各为一部落。杜宇氏族与梁利氏族通婚，标志着两个氏族联合，以杜宇氏族为主，从朱提山下到成都平原。经过征战，在杜宇的带领下战胜了其他部族，强盛起来，统治蜀地其他部族，取得了蜀地的统治权。
其次，从“野石山新时期时代遗址”的出土文物看：野石山与“三星堆”有密切的联系。2002年4月，云南省文物部门组成专家队在野石山进行了小面积发掘，仅在425平方米的面积，就发掘出许多远古时期的石器、陶器和青铜器，其中有鸟形模样，与四川“三星堆”出土文物有惊人的相似之处。2007年12月，中央电视台和四川电视台及“三星堆”博物馆联合组成“寻访南丝路，探秘三星堆”考察团到鲁甸，先后到野石山、乐马厂等地进行察看，并详细察看鲁甸文管所馆藏出土文物，他们对鲁甸野石山出土的少量青铜器很感兴趣。“三星堆”博物馆馆长肖先进先生说：“终于在昭通（鲁甸）看到了‘三星堆’文化的影子。”
再次，从鲁甸现存的彝语地名看：鲁甸是彝族的祖先居住之地。2008年4月，笔者应派参加鲁甸县考察团到成都考察，先后参观考察了望丛祠、杜宇墓和三星堆，进一步了解有关杜宇和朱提的历史渊源，获益匪浅。2008年7月29日，西南民族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莎拉马毅（彝族）一行到鲁甸“寻根访祖”，考察探寻杜宇与朱提山的历史渊源。在考察鲁甸野石山古文化遗址后，与昭通市、鲁甸县彝学会有关人员一起，对当地的彝语地名进行认真分析，他说：“野石”从彝语语音看，应是“水边”的意思，“普芝噜”（野石山附近）在彝语语音中应是“祖先居住的地方”。在春秋时期，野石山正处在“千顷池”畔，普芝噜与野石紧紧相连，从出土的文物看，这里在新石器时代即有人类居住。沙拉马毅高兴地说：通过这次考察，可以说我们这次“寻根访祖”已经有了收获，普芝噜就是彝族祖先居住的地方，是彝族的发祥地。可以说杜宇就出生在鲁甸。2010年8月4日，西南民族大学副校长沙拉马毅一行到鲁甸马厂、野石、普芝噜考察探寻彝族的历史渊源。笔者有幸参与接待和陪同考察，行间，与莎教授进行请教和学习。由此得出：昭鲁坝子是彝族的祖先居住地，彝族是昭鲁坝子的世居民族，也是彝族的主要发祥地。
又据陈英在《笃慕――杜宇》中说：“就笃慕与杜宇的祖源、身世及部族源流作比较分析,感到彝、汉古籍记载的笃慕……和杜宇,就是指的一个人。”易谋远在《彝族史要》中也说：“笃慕，我们疑他即是春秋中期的蜀帝杜宇。这不仅因为笃米的‘米’与杜宇的‘宇’是韵通转，笃慕的‘慕’与杜宇的‘杜’音很近；并且，按贵州水西安氏谱系估算，笃慕生活的年代与杜宇所处的春秋时代相近，尤其是在同一蜀地上，均因为首促进当地进入文明时代而得以彪炳史册的人物，这很可能指的是同一个人。”街顺宝在《夜郎庄乔与笃慕》中经过分析对照《元史·地理志》、《华阳国志》、《西南彝志》说：“但这些材料说，六祖分支之前，六祖及笃慕及其先人并没有到过后来迁到的这些地方，武、乍之来，是第一次经营，攻城掠地才得扩展势力，说明笃慕遇洪水而自滇池地区逃难的传说不可靠，笃慕只能由蜀而来，而笃慕也即杜宇，两人的许多经历都很相近，有人说二人为同一人，不无道理。”由此印证了杜宇与笃慕就是同一个人。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晏 权,男，原鲁甸县地方志办主任、高级编审，已退休。）
参考文献：
1.《鲁甸县志》云南人民出版社
2.《鲁甸县少数民族志》云南民族出版社
3.范文钟著《昭通历史文化论述》云南民族出版社
4.陈本明、傅永祥编著《昭通彝族史探》云南民族出版社
5.陈本明著：《朱提文化论》云南民族出版社
6.昭通社科联编：《朱提文化研究论丛》云南民族出版社
来源丨鲁甸县社科联
本期编辑丨李东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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